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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对毛泽东时代的回忆
信源:巫宁坤博客|编辑:2019-08-13| 网址:http://www.popyard.org     抄送朋友打印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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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河农场:大饥荒的死亡边缘

一九六○年十月,农场的全部“右派”三、四百名奉命转移到位于天津与唐山之间的清河劳改农场,大家都很高兴,一来离亲人近多了,二来靠近首都伙食肯定会好一些。谁料到,三餐改为两餐,吃的是代食品,加上干白菜帮清汤。越来越多的人患上浮肿,大便时鲜血淋漓,痛苦呻吟。政府已无力养活犯人,却继续强迫他们劳改。两个月以后,农场领导人在大会上宣布,奉上级指示,为了进一步体现党和政府的宽大和“革命人道主义”的精神,准许“劳教人员”写信回家,要家属送食物来。这么一来,犯人的死活变成了家属的责任。

我是全中队第一个患浮肿的,有时已不能上工,再饿下去就人命危殆了。妻子远在安徽,靠微薄的工资抚养两个孩子,度日如年,我怎忍心向她告急呢。无可奈何,只得向妻子在天津的亲人和我在北京的妹妹求援。亲人们得信后,急如星火送来从黑市用高价购买的营养食品,使我的病情有所缓解。

五月的一天,一位管教干部吩咐我领三个人到农场一个僻远的角落去埋一个死人,我发觉死者原来是在同一炕上睡在我右边的“右派”。既然今天我来埋他,谁知道明天睡在我左边的“右派”会不会来埋我呢?我和妻子一别三年了,我还能见到她吗?我沉不住气了,马上写了一封短信,要她“来见我可能是最后的一面”。她接到信后,好不容易请了几天假,带了一丁千辛万苦前来探监。一见到我活像个饿鬼,她自然惊惶失措,最后决定硬着头皮去北京向学院求情。那位副院长听她汇报了我病危的情况后,无动于衷,却大谈大跃进的大好形势,让她鼓励我加强改造。妻子忍无可忍,针锋相对地答道:“院长同志,您说得不错,宁坤需要继续改造,但他活不下来怎么改造呢?不错,全国都有人饿死,难道硬要一个教授活活饿死在狱中吗?再说,让一个教授这样饿死狱中,对学院、对国家有甚么光彩呢?宁坤的生死掌握在学校的手中,请你救他一命吧。”副院长竟然松了口,答应想办法。妻子又二次探监,告诉我北京之行的收获。那天是儿童节,她带着一丁来探望似曾相识的爸爸。两天后,她又着一毛来认从未见过面的爸爸,那天是她的三岁生日。一个月后,我奉准“保外求医”,回到了妻子身边,由她瞻养。

文革:在红卫兵的蹂躏下偷生

一年后,“广州会议”上给知识分子“脱帽加冕”,我也沾了光。我的身体已逐渐复元,在安徽大学外语系当上了“临时工”,月工资六十元,不及我原工资三分之一,还不能享受公费医疗。但经过几年的“改造”,我已经“细推物理须行乐”了。六三年七月二日,我们又得了一个儿子,我给他取名“一村”,私心希望“柳暗花明又一村”。次年七月四日,我被摘掉“右派”帽子,但不能恢复工职,继续当临时工,每月加十元工资。我们的座右铭是“知足者常乐”,只要一家五口能岁岁平安地过日子,就于愿已足。两年之后,“文化大革命”一声炮响,又无情地粉碎了我们卑微的心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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