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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台湾学者:2020绝非统与独的抉择
信源:中央社|编辑:2019-08-13| 网址:http://www.popyard.org     抄送朋友打印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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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香港和台湾来说,这两地并未在完整的意义上的回归到中国。中国作为一个独立主权国家,一个单一制的国家,一国两制必然只能是权宜的、阶段性的政治设计,未来,国家如不能有统一的政治和行政制度,则其解体的风险将始终存在。即便是当今世界上的联邦制国家,联邦政府对地方的权力也远比中国中央政府对地方的权力要大。而今,面对尚未在行政上或政治上统一的地区,长期任其维持过渡状态,会让国家和地方同时承受政治动荡的风险。我想,这个阶段恐怕还不能高枕无忧地做执政党。

退一步讲,中共革命阶段的使命,不论对中国还是对党内,是不是已经真正达成了,是有疑问的。就党内而言,官僚主义和贪污腐化当然会损害它的执政质量;就国家而言,未能切断19世纪以来的殖民余绪,当然会让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受到挑战。所以我觉得,如果换一种心态和思维想一下,香港和台湾议题的性质,究竟首先是统一,还是首先是解放,或许可以解开一些疑惑。基于此,浅见以为,之前将台湾和香港议题简化为“统一”,中间存在一些盲点。

大陆对外宣示,解决台湾问题,寄希望于台湾当局和台湾人民,但如果只讲寄望,抽离自身的角色,恐怕谁都没办法寄望。1949年之后,北京对于中国边疆地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政策,但前提是这些人和土地都不能脱离国家,政权掌握在国家和国家培植的少数民族干部手中,边疆少数民族的传统上层在政权中担任咨询性质的角色,并不拥有决策权。这样,与汉人聚居区域的差异大于港台与内陆差异的边疆,在政治上并不能挑战中央政府。今天的香港,英国留下来的政治、行政和司法遗产依然左右着香港政治;统一后的台湾,如果被设计成完全由岛上原本的菁英执政,那么台湾不可避免会变成今日的香港,情形甚至会更棘手。

记者:所以按照你的说法,这也是“一国两制”在香港实践了之后给予台湾的启示。

吴启讷:是的。一国两制设计之初是有道理的。但现在需要明确的是,一国两制的重点在于“一国”,这是基础。

香港在1997年时,还存在很多长期对抗港英政府,维护香港民众权益的反殖民势力,也有一些爱国商人,这些本应该是大陆需要依靠的力量,“港人治港”的结构和内容,应该以此为本进行设计。然而大陆当时缺乏经验,不知道如何管理前殖民地,于是信、用了很多一夜间改变颜色的商人,一些港人讽刺他们是“忽然爱国”。大陆透过这些商人开始了对香港的统治,也试图透过他们去与香港基层接触。只是没想到,其中一些商人多年来都是在为自己的利益,而非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奋斗。可以说,中国大陆政府在香港回归这些年,很难真正接触到香港的政治脉动。

在香港,特区政府是爱国的,但曾作为过去殖民体系一环的整个公务员体系,其中多数的人并未建立对中国的国家认同。中国大陆这些年也没有对香港公务员体系进行重整,在此体系下,录取的仍然是英国价值体系乃至利益体系笼罩之下的公务员,他们在执行特区政府政策时大打折扣,也就不足为怪。在法律体系方面,回归后的香港承袭了英国人留下的法律体系,很多法官都是英国人,是他们在诠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香港基本法,判决时不仅呈现西方价值,甚至偏袒西方利益。

应当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亚洲和非洲,在解殖过程中都经历过类似的尴尬,但亚洲和非洲的新兴国家至少在制度上是朝去殖民化的方向设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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