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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下超500万北漂们的逃跑计划,城中村已空
信源:Tech星球公众号|编辑:2020-06-02| 网址:https://www.popyard.org     抄送朋友打印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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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静打算让自己忙起来,靠自己的行动和意志来击退抑郁症。

“白天出去拍视频,拍完回来剪,剪完发,发完晚上直播,直播结束到一两点,仍然睡不着,闭眼就想下一个文案”。但这种极端的做法并没有改善自己的情绪,反而加剧了焦虑,有一次直播的时候,她竟然当众大哭,粉丝劝都劝不住,于是她打算关掉直播。

终究是治标不治本。

苦,是暂时的

孤独和惆怅,总是很容易把人拽进回忆的漩涡中。

文静总是会想起从前。那时,刚刚大学毕业,因为父母管得太严,“出去跟朋友吃饭,都要求定点回家”,再加上从事影视行业的叔叔一句,“你要是想做电影做出成绩,那只能选择北京”。7年前,文静孤身北上。

年轻就是资本,“北漂”一族总是有着一股天不怕地不怕的劲儿,像文静这样憋着一股劲儿的年轻人不在少数。

2009年,高中肄业的阿坤揣着200块钱来到北京,一份4块钱的蛋炒饭、一包5毛钱的辣条是他每天所有摄入的能量。

金融从业者吴刚同样囊中羞涩,刚来的时候,他住在河北廊坊,每天换乘两波公交,再换乘地铁,三个小时才能到达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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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师苏志在北京的地下室里住了9个月,自费学习所有的摄影课程,他曾经在零下二十几度的晚上,蹲在路边帮服务的艺人修图,寒风刺骨,他需要不停地搓手才能继续工作。

文静也没有好多少。刚来北京,她就被中介坑了,临时搬家。因为没有电梯,她从六楼扛下了七八个袋子,拖着袋子搬去附近的房子。或许是因为袋子质量不好,或许是因为文静已经筋疲力尽了,拖最后一个袋子的时候,袋子被磨破了,东西散落了一地。

初入北京的生活总归不够光鲜,但逼仄的生活体验和糟糕的交通环境并没有击退他们,很多“北漂”坚持认为“苦是阶段性的”,让他们可以熬过这些苦难的是那些鲜活的梦想。

阿坤刚来北京的时候,居住在一个面积仅有五六平米,仅容得下一张1米8×1米2的床地下室里。因为手头紧,他来北京找工作的时候只有一个要求:找个能落脚的,包吃包住地方。而满足他要求的基本上只有两个工种:饭店服务员和保安。

于是,阿坤顺理成章成了青年路某高档小区的一名保安,小区现在的房价7万一平。

晚上值夜班的时候,他总是躺在小区柔软的草地上,望着天空遐想:我以后要成为什么样的人?这或许是一个太抽象的话题,远远不如车子、房子、票子这些可以量化的指标更为实际。阿坤希望自己5年后可以成为千万富翁。金融从业者吴刚“北漂”的理由和阿坤高度一致,赚钱,足够多的钱。

但不是所有的梦想都可以物化。从小喜欢电影的文静则期待,有一天自己的名字能出现电影开头制片人那一栏,那样她就可以大声告诉所有人,“北漂”这些年没有白来。

这些想法在旁人听上去多少有些荒谬,但是在“北漂”们的心里,这并非遥不可及。

触手可及的梦想

阿坤并不清楚该怎么赚到1000万,但他知道靠做保安每个月1000元的工资收入肯定是不行的。

因此,来到北京第二年,他转行做了房产经纪人。阿坤形容自己进入这个行业是误打误撞。2011年,招聘网站还未大规模兴起,像阿坤这样的“北漂”找工作,更多的是靠路边贴出来的招聘广告和一家挨着一家打听。

那年国庆假期,他刚好看到附近的房产公司的门店开着门,不知道哪里来的勇气,他竟直冲冲走了进去。“你们这个活儿我能干么?”阿坤问道。“我记得特别清楚,当时他就问我,你干什么的。我说我是干保安的。那个负责人就说自己之前也是干保安的,你明天就可以来上班了。”

阿坤很庆幸自己入对了行。这里不看出身,不需要混资历,拼得就是实打实的销售业绩,所有人站在同一个起跑线,拼的是努力。

阿坤每天工作到凌晨2点,“也可能真的适合这一行”,那一年,阿坤的收入火箭式上升,一个月可以赚到1万多。收入一旦改变,北漂们最先想到的事儿就是搬个舒服点儿的房子。来北京第二年,他从地下室搬到了地上,这也让他第一次有机会在阳光下打量自己腿上因潮湿而泛起密密麻麻的红疹。第三年,月收入近2万;第四年,年薪有50来万。

如今,疫情来了,阿坤所在的房产行业没有了往日的快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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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剧徐雯雯来北京3年了,她最大的梦想能有一个自己署名的作品。

入行第一年,她加入了一个工作室,只有稿费没有底薪,但拿到稿费的前提是甲方通过了剧本,并且将酬劳全部结算给公司。

第一年,因为剧本没有通过,整整一年,徐雯雯收入没过万元,其中1/2的钱是公司发给她的过年费,而剩余的约3200元,是某个项目的定金,她靠着接一些私活勉强维持生活。

本着不能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的原则,工作室总是同时接好几个剧本,徐雯雯也是多线条工作。文艺工作者创造力最丰富的时候大多是深夜,加上工作繁忙,徐雯雯总是从下午三四点写到第二天早上10点左右,每年的除夕夜,她都在赶稿子。

去年,她终于接近了自己的梦想,“甲方看了前五集,就觉得可能成为爆款,我们当时都觉得甲方肯定不会退货”。甲方甚至已经定下了导演,演员遴选也提上了日程。

但工作室的老板觉得不满意,过来横叉一杠,提出了很多修改意见,要求推倒重来,双方经常因为这个剧本开会,确切地说争吵到晚上10点,11点。在公司,她强忍着压力,下班后,她总是在滴滴的快车上抱头痛哭。

她和老板的矛盾逐渐加深,“他总是批评我们说写得不行,故事感不够强烈”。更过分的是,疫情期间,老板从老家回来,隔离期未结束,就要求徐雯雯去公司和老板一起开会。

从那个时候起,她浑身起满了疹子,“疹子其实代表我的一个焦虑状态,因为我有神经性皮炎”。但她没想过放弃,天生对猫毛过敏的她甚至领养了一只猫,“我想看看我能不能对猫毛产生抗体,我想尝试着对抗一下”。

从某种程度上讲,这只猫更像是现实生活的映射,表面上是对抗猫毛,实际上,徐雯雯想用这种近乎极端的方式,让自己对眼下的压力与焦虑产生抗体。

徐雯雯想等到那一天,等到所有人都进组后,她才能有署名权,“中途离开是没有署名的,那会很可惜”。

短暂的舒适VS长期的无力

几乎所有的“北漂”们曾享受过短暂的舒适生活。

2015年,双创热潮卷着热钱吹到了各行各业。

这一年,网贷平台涨至3464家,相比三年前,翻了5倍。吴刚的收入也水涨船高,最多的一个月,吴刚的工资就有17万,工资发下来后,他马上全款买了辆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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