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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一洲评《伽达默尔传》︱“我们穷得像教堂的老鼠”
信源:澎湃新闻|编辑:2020-07-04| 网址:https://www.popyard.org     抄送朋友打印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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伽达默尔早年丧母,他那信奉俾斯麦的父亲有着普鲁士公务员的气质,自信踏实也服从命令。这种家庭教育略带大男子主义,体罚、禁止说方言,也会在听到“就为了几个农民……”时要求儿子立即向来自农村的女佣道歉。到1914年一战爆发时,伽达默尔像很多不明所以的年轻人一样为民族主义而振奋,老伽达默尔却是那个年代少数没有在联名信中署名支持战争的德国科学家:“你根本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也许是父亲工作投入,也许是儿子敦厚温和,父子两人并没有太多那个年代司空见惯的代际冲突。他们最大的矛盾其实是文理之争。作为一位备受尊重、成果斐然的科研工作者,约翰内斯·伽达默尔(Johannes Gadamer)以发现空褐鳞碱(bulbocapnine)闻名化学界,拥有“枢密院大臣”的荣誉头衔。他以自己的成就和学科为傲,认为文史哲不过是通识教育的延伸,其从业者“只会闲谈”。他在儿子中学毕业时开了一个一万马克的账户,却不让儿子用来买书,导致这笔钱最终在通货膨胀中沦为废纸。直到临终前,他还向海德格尔表达了与许多家长在孩子被调剂专业后类似的忧虑:“您认为哲学真的可以作为一个终身职业吗?”

在德文中,科学(Wissenschaft)意指任何在大学中被讲授的学科,不限于精密科学。老伽达默尔毕竟是德国的理工男,眼界还没可怜到工业党的地步。伽达默尔在父亲到马堡大学任教后也转去就读,在这所当时的新康德主义重镇受到多位名师指点。哲学家纳托普(Paul Natorp)、哈特曼(Nicolai Hartmann)、海德格尔、美术史家沃尔夫林(Heinrich Wolfflin)、文学评论家库尔提乌斯(Ernst Robert Curtius),这些都不仅是伽达默尔的老师,更与其建立了父子般的亲密关系。哈特曼甚至为大病一场的伽达默尔主婚,理由是成家离开父亲有助于康复。

当时,所有大学老师都在培养自己的小圈子,教授客厅的读书会总是向学生敞开。这对于以“苏格拉底对话”为开端的哲学尤其重要,否则按课程要求每周见一面的老师还不如食堂大妈亲切。这种师生关系构成闲谈掌故的源头活水,是如今按名单点到、在系统中查成绩的“大学生”很难体会到的。无论是燕京未名还是马堡康桥,今日的读者总是感当年名师云集、叹如今学风不古。这正是战后学生运动的遗产,为大学引入了兵不识将、将不识兵的匿名性。大学在大师和大楼之间,大抵只能择其一。

不过,过于亲密的师生关系也未必全是好事。《哈利波特与混血王子》中斯拉格霍恩的“鼻涕虫俱乐部”就是势利老师集邮册的写照。从“格奥尔格圈子”中男性之间“教育的爱”,到布列东批斗驱逐的门徒,再到拉康临床久治不愈的患者,知识界从不缺唯我独尊的教主。要说伽达默尔能在“四个室友七个群”的各个教授圈子间游刃有余的原因,他个人的勤学友善与其父的校长身份兼而有之。在1923年他的博士文凭上,就印有他父亲的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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