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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当时接替习近平浙江省委书记职务的赵洪祝，是从中组部常务副部长位置平调过去的。这里说的“平调”当然是组织级别而言，但中组部的常委副部长不要说比一般的省委书记和中央机关的负责人，甚至比兼任地方省市委书记的中央政治局委员都能提早知道更多、更深层的高层人事筹划内容。所以当时他赵洪祝被安排从中组部“下放”浙江接替习近平的浙江省委书记职务时，百分之百地明白习近平调任上海并非只是为让他在五个月的十七大上升任政治局委员然后继续兼任一届上海市委书记，而是计划着让他以短短几个月的上海市委书记职务为政治跳板，待十七大时直升政治局常委……。 在此之前，从一九九二年即进入中央机关工作，历任了中纪委办公厅研究室主任、办公厅副主任和主任、国务院监察部副部长、中央纪委常委兼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和常务副部长的赵洪祝，比当时的习近平和李克强本人更清楚他们两人是如何在江泽民、胡锦涛以及曾庆红那里被“比选”的全部过程。 笔者在二十多年前出版的《江泽民的幕僚》一书中，曾用“权力基础来自父辈的生死患难,位高权重全凭红色背景”来形容曾庆红与江泽民，以及曾庆红与当时及日后陆续进入中共高层政坛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后代们的那种“血浓于水”的政治情感。 说来话长，曾庆红辅佐江泽民的年代里，二零零二年江泽民向胡锦涛交班的同时，也和曾庆红及胡锦涛共同看好的“隔代接班人”培养对象李源潮在十六大落选中委，只能屈就中央候补委员之后，胡锦涛本人一度曾把自己总书记的接班人培养目标聚焦到了和他一样出身于团中央第一书记的李克强身上。但当时，事实上执掌中央组织大权的曾庆红却把培养目标从李源潮转移到同时“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后代的习近平身上。 而在这习近平被考察和培养的整个过程中，曾庆红心里打的什么算盘，在曾庆红直接领导下工作的赵洪祝应该说比当时台面上的总书记胡锦涛更清楚。在二零零七年二月底决定上海市委书记继任人选时，江泽民、曾庆红和胡锦涛终于为一项“党内重大决定”达成共识，那就是安排一位他们共同商定的总书记接班人培养对象接掌这个职务，因为这样非常有利于此人在十七大上获得较高选票。 二零零七年春，习近平就任上海市委书记一个半月后，曾庆红即亲赴上海，借考察党的高级干部培训之机，为习近平站台。记得当时即有内地的记者朋友告诉笔者，曾庆红此次亲赴上海，他的大秘施芝鸿提前通知上海市委办公厅时特别要求上海方面，只需要习近平一人接机。市委其他领导人和浦东干部学院的领导人都到曾庆红考察的第一站，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恭候就行了。与此同时，施大秘还通知了刚刚上任浙江省委书记一个多月的赵洪祝也提前赶到上海和习近平一同接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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